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将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面来。自此，国外新鲜事物不断涌入，神州大地上的人们惊奇地发现了世界原本应有的多姿多彩，人们学习并适应新的生活方式，这些事物传入中国也创造了许许多多的“第一次”：第一次喝可乐，第一次吃洋快餐，第一次穿西装，第一次看好莱坞大片等等，这些“第一次”的背后，暗藏着三中全会以来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与国家的经济腾飞。现在，就让大家一起伴随图片去集体追忆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追忆我们共同感怀的“第一次”。
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最明显好处是经济的解放。自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完成，以乡村经济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经济活动，一直施行的是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模式，而新的经济模式也是从乡村开始。下图为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当月，辽宁彰武哈尔套镇，计划经济时期打击殆尽的农村大集自由贸易又恢复起来。
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涌现了第一批个体户。“个体户”称谓是改革开放初期的特殊产物，当时计划经济终结，一些具有商业眼光的人们不甘于待业在家，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第一个吃商品经济的螃蟹。而就是这批个体户，赶上了流通领域的市场化，练摊，倒服装，倒电器，一步步成为80年代的“万元户”。下图为1986年，广州市北京路，骑自行车冒险载货的个体户。
乡村经济是以耕地为基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受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影响，中国乡村剩余大量劳动力，这些劳动力的就业成为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的一个难题，在此背景下，乡镇企业应运而生，它把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为农村致富和逐步实现现代化，为促进工业和整个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是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实践活动。下图为1982年，改革开放早期的乡镇企业——电风扇厂。
经济的发展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提高体现在“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可以在家门口买到各种进口商品。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入中国的国际知名品牌之一，“可口可乐”见证了中国30余年来的伟大变革——1978年12月18日，可口可乐公司宣布重返中国市场。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是“在一个正确的时机，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下图为1979年9月被国人评价为“带着一股子药味的”第一批瓶装可乐到达中国。1981年第一条可口可乐生产线在北京投产，随后销售范围由涉外商店慢慢向普通百姓转型。
继可乐进入中国后，咖啡于1980年代中期进入传统的食品店，与中国传统的饮料一起，摆上了商店的货架。下图为1987年，摄于北京某小卖部的咖啡广告。
随着改革开放，国外的生活方式逐渐引进。在“民以食为天”的中国，“快餐”作为一种西式的饮食文化逐步被接受：1987年11月12日，美国快餐公司肯德基在中国的第一家餐厅在北京前门繁华地带正式开业，一开业就创下单一店铺单日最高的营业额，卖了30万元。紧随其后，麦当劳也于1990年在深圳开设了其在中国的首家餐厅。自此，洋快餐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的大街小巷“遍地开花”。洋快餐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口味上的不同，还有饮食文化、管理模式，用餐观念等的改变。
下图为1984年夏，王府井大街南口，第一块外国产品（日本SONY公司）的大广告。
“一群蓝蚂蚁”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把穿着不分男女老少的中国人形容为蚂蚁。1978年前，绿、蓝、黑、灰等几种颜色的衣服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服饰颜色单一，样式简单。从50、60年代实行计划经济开始，布料要凭布票买，买鞋也要凭鞋票。在那清一色的年代，没有人讲究服饰衣着。也许一件鲜艳一点的衣服就代表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1978年后，服饰颜色的多样，对剪裁合体的追求，逐渐成为人们穿着的标准，街上的时装也逐渐多了起来。下图为1985年的福建，普通市民衣着已开始转变，少女已经穿着性感的服饰。
20世纪初，西装随着海外留学人士来到中国。毛泽东时代，被称为“干部服”的中山装成为中国男性穿着的主流，穿西装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特征。经历了艰难的传播过程和数年“雪藏”，在改革开放之后，西装重新回到中国人的身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提出“思想解放”，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做了一个表率，他们带头穿上了西装。时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胡耀邦，不仅穿上了一套西装，并且在众目睽睽下撩开了衣服的左襟，告诉众多记者，这件西装是“中国制造”。很快，“西装热”很快在全国自上而下地形成了。下图为1986年10月，北京天安门广场，一位穿中式对襟服装的老人和他穿西服的孙子。
1979年之前，城市街道上的车数量极少，仅有的车也是政府的公车，私家车对于百姓来说更是不敢想，百姓出行更多靠自行车，所以中国有“自行车王国”的外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80年代初，我国通过易货贸易从波兰进口了一批菲亚特126P汽车。由于车型实在太小，不适于作为公车，因此不得不向个人出售。当时对私人购车限制已经开始松动，而丰田，皇冠，桑塔纳等汽车价格昂贵，先富起来的“万元户”将目标瞄准了菲亚特126P，从而使菲亚特126P成为我国最早的进口私家车。起初售价只有5000元，国内保有量超过3万辆。在上世纪80年代中，拥有一辆菲亚特126P小轿车是家庭生活富足的标志。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温州为标志，很多城市将菲亚特126P作为出租汽车使用。下图为上世纪90年代，河北某市的出租汽车在待客。
1979年，长虹厂从松下引进了一条黑白电视生产线，进散装件开始组装电视机。全国各地来的进货车在电视机厂外排队等候，24小时不间断。库房里面没有一台库存，产品刚下线就直接被运上车。下图为1979年，黑龙江黑河市民家里的黑白电视机。
1984年，广东省广州市，80年代从美国引进第一部好莱坞大片《超人》，结束了“中国电影一片红”的局面，不过在中国上演没几天就被禁了，但过了一段时间，该片又获准在全国放映了。下图为广州中山五路的海珠路口，广州儿童电影院的《超人》海报。
1985年，广东珠海的外资企业，这里培养了中国最早一批用电脑干活的产业工人。
当下手机已经遍布全国，不足为奇。而1987年手机的始祖“大哥大”进入大陆时，其高达2万元的价格还是让普通人望而不及，黑市售价也曾高达5万元，曾几何时，大哥大是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对于一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共产主义的国人来说，它所带来的震撼是必然的。这不仅因为它的昂贵，也因为它所展示的高科技的神奇。下图为1996年，广东广州，火爆的“大哥大”市场。
1979年除夕，因为文革被中断了15年的人民大会堂除夕晚会回归。一大批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前来跳舞，已经压抑了太久的年轻人被请去给老同志当舞伴。镜头中跳舞的女子是中央实验话剧团演员盖晓玲。她后来改名盖克，在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饰演韩玉秀。为了参加舞会，她第一次穿上高跟鞋，还翻箱底找出了自己的一件浅黄色毛衣。这次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仅一个多月后举办的晚会，成为新生活方式回归的一个重要信号——舞禁开了。
从1979年的除夕舞会说开，整个社会风气顿开。被禁闭多年的人们对外来的一切都感到新鲜。牛仔裤、蛤蟆镜，迪斯科和各种花花绿绿的时尚走进人们的生活空间，同时，人们开始恶补文化知识、做买卖、看电影、谈恋爱，一切都试图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下图为1981年，穿喇叭裤、自带双卡收录机的西安青年在公共场所跳迪斯科，引来人们围观。
新的生活方式的回归，使人们更注重外表，更愿意追求“美”。下图为1982年1月，上海最大的一家理发店——南京理发店新添置了26台大型落地吹风机。每天这里接待250多名女顾客烫发，星期天增加到350至400名。
处在中国南方的广东在很多方面仍得风气之先。1985年初，广州市团委为了配合“两个文明建设”和“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策划了一次选美活动，叫做“首届羊城青春美大赛”。这在新中国的大城市还是第一次。下图为1985年，广州青春美大赛的初赛在回民小学的教室里进行，女孩在评委面前现场走秀。
1988年10月15～16日是香港摇滚乐队BEYOND第一次踏足大陆开专场演唱会, 地点是北京最大的室内演出场地首都体育馆。这是80年代的港台摇滚与内地摇滚首次交流，由于语言的问题，再加上Beyond当时在内地影响力尚小，因此当乐队在表演粤语作品时，观众几乎没什么反应。入场前，票贩子都不认识BEYOND，还向家驹兜售黄牛票。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人生活水平提高，对生活质量有了新要求。人们有了余钱之后，不仅要求吃饱穿暖，还有旅游的需求，怀揣“去外面看看，长见识”的想法，旅游者奔赴向祖国各地，逐渐“出境游”变得也普通寻常。下图为1983年，作为中国中央政府最神秘的权力中心，中南海对外开放，让市民参观，进入新华门游客络绎不绝，都想一窥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工作、生活、居住的地方。
1988年1月1日，天安门城楼首次对中外游人开放，第一个中国游客是北京东四人民市场退休职工高希武（见下图）。
因为建国后长达30年的封闭，外国游客无法进入中国旅行，那时，除了极少数外交人员，普通百姓无法看到外国人，即使看到，因为害怕“里通外国”也不敢交流。“老外”对于中国人来说，充满了神秘与好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来中国旅行的外国友人增多，外国友人走到公共场合都会引起中国民众的围观，成为当时中国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1978年，一外国旅游团在兰州被10万兰州人围观。下图为1980年夏，在故宫的国人，不看国宝，不看大殿，围观外国游客。
作为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一直被看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然而，这个如今车水马龙、汇聚四方的现代大都市，1979年前却是一个荒凉的小渔村。1980年8月，中国政府正式批准建立深圳经济特区，随后又在珠海、汕头、厦门、海南建立特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1982年11月～1985年12月的37个月期间，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集团公司）一公司在承建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简称国贸大厦）时，创下了三天盖一层楼的速度，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从此“深圳速度”成为形容建设速度非常快的一个词。深圳经济特区一直发挥着“试验田”的作用，创下了物价改革、企业产权转让、住房制度改革等众多个“中国第一”。下图为1983～1984年，深圳罗湖区，施工人员在建筑工地中。
1988年3月，人大代表黄顺兴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公开发表反对意见，反对周谷城担任科教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他说：“周老先生虽然德高望重，但已八十有九，他应该好好休息，应该把这个位子让给更年轻的人。” 当场表达不同意见的“异动”，让所有人始料未及。黄顺兴发言完毕，沉静的会场掌声四起。站在话筒前，大声说“我反对”的黄顺兴代表，被定格在历史中，这是全国人大史上首次出现不同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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